蒋滨，男，曾在北京商学院图书馆工作，后调离。本文是他在1978年回忆1963年请郭沫若同志题写《北京商学院》、《中央商业干部学校》校牌的经过。当时北京商学院与中央商业干部学校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上旬，组织上通知我，让我去人民大会堂报到，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搞资料工作。具体任务是担任四川省人大代表组的秘书。我对组织的决定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并且是欢欣鼓舞的。我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期间就担任过四川省代表组的秘书，曾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

四川省人大代表组，是代表最多的一个组，代表中首长多，社会名流多，郭沫若同志就在这个组内。郭老不仅是位知识渊博，通古达今享有国际盛名的学者，而且是一位驰名中外的书法家。请他老人家给我的两个学校，写个校牌该多好啊！我把自己的想法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满怀欣喜地说：“好啊，好极了。”并说应以两个学校的名义给郭老写封信，见面时当面呈交，由我草拟给郭老的信！我真是吃惊非小，一封短短的信竟足足写了两个小时。经领导审查同意又请写字工整的同志誊抄，我又领取湖笔一杆，品香墨汁一瓶和一卷纸，物质准备可以说是充分的。精神方面的准备与其说是准备不如说是顾虑更为确切些。我知道郭老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是十分忙碌的，拿他老人家话说：“向大家学习”。我突然地请他写校牌，他老人家毫无思想准备，是否有失尊敬？郭老为学校写校牌尚不多见，同时我们两个学校又不是名校，是否应求……考虑之多简直成了思想负担。要有信心嘛！我安慰自己说，说不定见到郭老一切都很顺利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先把政府工作报告发给代表阅读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请周总理作报告。这样，各小组都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召开了会议，传达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和发放政府工作报告。这次小组会包括点名在内只进行了一小时。可是，这一小时内我的心情总局促不安的；我很快就要与郭老说话了，怎么说呢？第一句话是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走不好，就完不成请郭老写校牌的任务。

会议结束，各位代表互相热情问好之后便渐渐地离去，最后宽阔的会议室只有郭老、吴（玉章）老在亲切交谈，当二老谈罢起身欲走的当儿，我赶忙迎上前去：“请郭老留步”。

“叫我？”郭老耳上戴着助听器，我急促地从提包内取出面呈郭老的信交给他老人家。

“中央商业干部学校、北京商学院……写校牌”，郭老默默地念着，说了声：“好！”又摸摸自己上衣插袋，向我摇摇手，我明白郭老的意思后立即从提包里拿出笔、墨汁和纸。

“好！”郭老绕有兴趣地说，“矛盾都解决了，现在开始工作。”并用慈祥、爱抚的目光注视着我，亲切地问我：“有三十岁了吗？”

“三十三啦！”我多么想与郭老攀谈而多受教诲啊！可是怕过多的耽误他老人家的宝贵时间，所以我迅速地揭开墨汁并盖又把一卷纸在郭老面前展开。

吴老也善书法，坐下来看郭老悬臂挥书。

郭老先写“北京商学院”这块校牌。但是很奇怪，他老人家写了两个“北”字，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由于毛笔是新的，纸用不顺手呢？

“你看，这两个‘北’字用哪个？”郭老笔指两个“北”字要我定取舍。

啊！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可是面前放着的确是事实啊！多么谦虚平易近人的郭老啊，我被感动得流着眼泪说：“请郭老裁决！”

“好！”郭老用笔圈划去第一个“北”。

郭老很快地写完了两块校牌，字迹雄劲有力，吴老连连喝彩：“好，好，好！”

郭老谦虚的摆手，我诚挚地代表两个学校向郭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用谢，”郭老再次与我紧紧握手便与吴老一起离开会场。

当天晚上，我把郭老的墨宝送回单位，两个学校的师生员工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表示以努力搞好教学的实际行动报答郭老对我们的深情关切。 

十五年过去了，郭老写的校牌依然如故，字迹雄劲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