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在我校举行了“走进钱学森”主题报告会。《中国科学报》4月23日第7版·视角对此进行了报道转载，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受现行的教育制度影响，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偏重逻辑思维训练，而对形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这就造成了在人才培养上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的培养也导致我们的学生在创新性方面有所不足。  

“诸位都是研究生，攻读的专业不尽相同，但我猜你们一定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来走向社会后，如何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以上这番话，是4月15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obao欧宝娱乐 为该校研究生作主题报告时的开场白。在这次演讲中，钱永刚以自己父亲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向在座的学子们阐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人士”。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于目前高等教育的一些现状，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搞科研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今在高校中的学生们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钱永刚：有人曾经调侃过我的父亲钱学森，说他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了回国。因为在国外，他可以不关注东西方的政治，专心做学问。那样的话，他的学术成绩会更大。但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钱学森不选择回国，他的人生成就还会这样大吗？

在我看来，有大作为、成大器者应了解国家和社会的脉搏是什么，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祖国的命运相结合。共和国的科学元勋们做的都是祖国需要的学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祖国的认可。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搞科研可以不问政治，这显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现在不少研究生有一个弱点，就是对政治缺乏关注，不注意把握祖国和社会的需求，更谈不上按这种需求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科学报》：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的父亲给您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

钱永刚：不可否认，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成功，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因素有很多都是相通的。在我看来，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必须喜欢读书、愿意读书。一个不读书的人，即使再聪明也难以把握住机会，更遑论成功。

我的父亲曾给予了我很多很基础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我培养成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直到现在，虽然我已经年过六旬，但依然保留着上大学时所有的教科书。尽管我也知道我可能不再读它们了，但只要条件允许，我绝对不会丢弃它们。我觉得如今的每个学生将来都是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好读书，其学术生涯注定不会长久。

我们的人才培养“不均衡”

《中国科学报》：在高等教育领域，“钱学森之问”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直面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钱永刚：有人曾问过我：“你的父亲取得了如此高的学术成就。作为个人，他还有没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有。”我的父亲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此他感到很欣慰。但对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却并不是很满意。可以说，目前我国还没有自己培养出能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大科学家，这是他的遗憾之处。

钱学森一直认为，人的成功是后天受教育的成功，与先天因素关系并不是很大。而中国的教育之所以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创新人才，就和我们的教育还不够现代化有关。在他看来，一个科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两个方面都受到全面严格的培养和熏陶。这两个方面就是逻辑思维训练和形象思维训练。  

然而遗憾的是，受现行的教育制度影响，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教育偏重逻辑思维训练，而对形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这就造成了在人才培养上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的培养也导致我们的学生在创新性方面有所不足。  

《中国科学报》：在这方面，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钱永刚：比如说，语文课本身是一个可以对学生进行很好的形象思维训练的课程，语文教学的触角也应该深入到学生的思维领域，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形象思维能力作为教学的首要目标。然而，目前的语文课相对偏重于识记，已经几乎没有了相应的思维训练。这就生生将一门课程的本质内容给破坏了。

我们应注重培养公民素质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钱学森之问”是否适合高等教育的所有领域呢？

钱永刚：应该说，教育是需要分领域的，有些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知识的传授，这是一种技艺的培训；而钱学森关注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教育，那就是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教育永远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继承，另一个是创新。后者虽然占少数，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教育。

在这方面，我们其实可以更多地借鉴国外成熟的教育模式和理念。比如，美国培养精英人才的顶尖高校其实并不多，但他们的治校方式和育人理念，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再比如，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十位的顶尖高校几乎全部都是私立高校。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普遍性教育规律，值得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认真思考。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

钱永刚：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有文化、有素质的合格公民。这是国民教育的内容。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国民教育是否成功，就是看我们培养出的受教育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公民素质。而是否喜欢读书是衡量一个公民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

我的母亲生前曾到一名教授购置的新房做客。回来后，母亲说她在那套房中感觉不舒服。原来，这位教授偌大的房间里竟然没有书架。当一名教授都不喜欢读书的时候，不能不说我们的教育出了偏差。  

要知道，在学术领域，能够取得成功的永远都是少数，但如果将视角放大到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少数受教育者喜欢读书的话，这个民族的教育至少是不成熟的，这也直接关系着整个民族的成熟度，这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