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校离退休干部钟香驹、张凤彩、杜春华三位老同志，回顾了抗战烽火岁月，为我们讲述抗战胜利艰辛历程，重温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钟香驹：抗日战争期间从军经历
1944年春为反攻日本侵略者做准备，美国将装备若干个中国师，同时要训练相关部队使用美式武器，就需要大批翻译帮助。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 征调当时大后方高校四年级男生参军当翻译。服从征调当翻译的，日后按大学本科毕业对待；否则开除学籍，永远作为肄业处理(其实就是高级抓壮丁)。
1944年初开学后的两个多月中，我们不断进入不同培训班培训。
首先是位于昆明西郊的国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培训班。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四年级男生全部集中于此。学习内容除早操军训外，全部为英语口语。根据需要，分批派出。
两个星期后抽调我们50人到昆明马街子步兵训练中心(ITC)，学习美式步兵武器包括轻重机枪、迫击炮、自动步枪、火箭筒等武器的使用及武器和零配件的中英文名称。
训练两周后，我们第一批译员奉命到军委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报道，正式成为外事局三级译员（同上尉）。不几日，30多人乘飞机从昆明到桂林，然后去位于李家村的ITC 报道，每天随同国军军官听课。其内容同昆明ITC。数日后，我们几个联大同学就不去听课了。美军发现此种情况，于是在桂林郊区另外开了译员训练班，对我们专门进行口语训练。
经过两周左右的学习，1944年夏我们第一批4人，分配到桂系46军，为美军联络组当翻译。美军联络组包括：组长步兵上校George L. Goodridge （中文名顾瑞之），副组长炮兵上校 Alrich，还有上校军医，少校兽医、少校通信兵和少校副官，及一些军士。
我们跟随联络组从桂林去柳州的46军军部。由于我在46军军部欢迎联络组的宴会上，为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致辞作英文口译，效果较好。第二天，美军联络组组长Goodridge调我作他的翻译。
从1944年夏直至桂林、柳州沦陷，我一直随Goodridge联络组驻46军军部工作。期间联络组沿用桂林李家村ITC，为46军的ITC。Goodridge又从大后方调美军教官和译员任教。我仍在军部为Goodridge当翻译。他给军官上攻防演习课也是我作翻译。
随着战事发展，我跟Goodridge随军部长官、参谋人员去桂林郊区看地形，布置迎敌。继而开往衡阳前线。这时，ITC的教官和译员及联络组一些成员后撤，还有一部分联络组成员留守柳州。我们一直到前线军指挥所，与日军仅一山之隔。
若干天后，46军奉命后撤，我们撤回柳州与留守的联络组成员会合。此时，Goodridge另有任务，由副组长Alrich主持工作。我奉派为美军海军陆战队地空联络组的译员，随46军88师到广西某地前线执行任务。两次上前线给美军第14航空队轰炸机指明空袭目标，报告轰炸结果。
数日后88师后撤。火车经柳州时，联络组脱离88师，海军陆战队小组归建，我回46军联络组。第二天乘军用吉普向贵阳撤退，一路上看到火车满是难民，人满为患；路边死尸不断，惨不忍睹。到贵阳后，我们几个被送回昆明译员分配中心待命。
约半月之后，我到战地枪械修理培训班工作。我们的驻地靠近美军援华总部（Y Force）。回昆明一个多月，在总部门口巧遇Goodridge。他问我是否愿意随他再去前线。第二天我便接到命令随上校去贵州晃县，94军军部。军长为牟庭芳。94军在这里补充兵员、训练。我的任务仍是给Goodridge作翻译。
1945年春夏交接之时，94军开赴衡阳前线。途中我接到命令，回昆明准备赴美为先期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工作。
6月份我们50名译员离昆明巫家坝机场乘运输机经卡拉奇、开罗、黄金海岸、新芬兰，于6月中下旬到达纽约。几经等待、调整、50个人分到不同基地工作。我终于在德州首府 Austing的Minterfield基地开始工作。该基地主要是训练中国空军驾驶、维修轰炸机。我的任务是在修飞机时给中美双方机修工当翻译，实际上他们凭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基本可以自己解决，所以我并不太忙。
美军停止援华空军，译员解散，可以回国，也可以留下。许多同学选择留美继续学业。我也选择了北上去Mine大学求学。从1946年初至1948年秋，获得化工硕士学位。之后回国。
关于美国总统颁发“自由勋章”给中国外事局翻译官的事，是我48年底回到香港才知道，于是给南京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写了信，他们给我寄来勋章及证书。勋章和证书于50年代镇反运动中上交。
我们这些当年参军当翻译的联大学子的名字都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的名单中。
后记
谢谢志愿者们对我们这些抗战老兵的关心，及为还原这段历史所做的努力。
张凤彩：血与火的洗礼
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不由回忆起战时往事。那时我虽尚在农村上小学，所知不多，但仍亲身感受到了那场战争的长期、艰苦和卓绝。我想把日本侵华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使人民不忘历史、不忘国耻，更要奋发图强，爱国家、爱人民、爱和平。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向我驻扎在北京南苑的第29军展开进攻。飞机扫射、大炮轰炸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赶赴南苑负责北平防务的赵登禹师长牺牲。当时我的父亲在宋哲元大刀队，他们队伍就驻扎在南苑地区。为躲避日机轰炸，士兵们趴在汽车底下或墙根处，有的被炸死、炸伤，有的被埋在土里，父亲几次从土里爬出来和鬼子厮杀。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伤亡严重，一个连的兵力损耗殆尽。据父亲说，他一股气杀死了几个日本兵才冲出包围圈，但队伍被打散，最后找不到部队，他在九月份回到了家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了我国的大中城镇，中国沦为日本铁蹄统治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殖民主义策略下，日本势力向我国的各个县城逐步渗透。日军残酷镇压下，人民成为奴隶，失去一切自由权利，大片土地成为战场。广大农村，是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在这里建立抗日政权，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扫荡斗争，尽一切可能打击和消灭日军和汉奸。
1939年，日本对农村地区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制造惨案。那年秋天，日军在天快亮时包围了我们村庄。他们在村里到处窜，看到男人又打又抓，看到女人又追又赶，抓住强奸，最后把村里人集中在几个地方，分别严刑拷打。我们全家人听到喊叫，知道跑不出去，都躲在家里。后来听说，这次鬼子扫荡，有100多名汉奸参与，光强迫大家聚集的会场就有七八处。村东头的那处是把青壮年集中起来，问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八路，不承认就打，灌凉水、压杠子、用火烧，很多人被打得走不了路。其中，我的三个侄子都被灌凉水、压杠子，一个侄子被火烧伤了腿，好久不能走路。另外一处在村南头，他们把女同志集中在一个房间，脱掉衣服强奸、轮奸，听说有人当场就不能走路了。这次扫荡抓走青壮年20多人，抢走的东西装了10多辆大车。
194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和同学、房东正在洞口睡觉，听到了枪声，就都往外跑。跑到村口堤坡时，碰到被鬼子赶回来的人，他们说鬼子进村了，出不去了，让我们赶快回去。我们几个马上折返，钻回洞里。下午五六点钟，外面的人说鬼子走了，我们才爬出去，慢慢走回家。刚到家，我姐就告诉我说，村里的张继宗听见鬼子进村，就爬到猪窝的墙上，被鬼子从墙上拉下来用刺刀给杀死了，还说，谢步云被鬼子从桌子底下的洞里拉出来用刺枪挑死了。后来，我才知道日本这次扫荡共杀死5人打伤2人抓走5人，抢走东西几车，临走时还把一户人家的房子烧了。幸好一个小队的队员没被敌人发现，否则整个村都要遭大殃的。
1940年春天，鬼子晚上进村扫荡时和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相遇，区委书记杨志昌的肩膀被刺刀挑伤，其他同志把鬼子赶跑后将杨志昌同志送到我家医治。父亲在村里找了个土大夫，当时没有药，就用盐水消毒，用做活的针线缝合。杨志昌同志和父亲住在一起，白天由母亲和姐姐做饭烧水，区小队的卫生员有时来家里看看。他伤情恢复一些时，又遇到了鬼子进村扫荡。当时正好麦子出穗半人高，我们全家掩护着他一起藏进麦子地里才安全躲过。杨志昌同志身体恢复后，就回去工作了。
那时，我家实际上就是县区干部活动基地，他们吃喝住都在我家。母亲和姐姐给他们做纯精米面饼子窝窝头，我们全家人吃糟糠团子糊口。
同年秋天，日军在博野县白塔村扫荡时，被我方打胜仗杀死了几个日本兵，遂组织大规模兵力进村报复。他们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打就杀，让青壮年排成队用机枪扫射、用刺刀挑死，将小孩用力劈成两半扔火堆里烧死……一时间，死尸满地，血流成河，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制造了这场有名的白塔村惨案，100多户人家无一家幸免。
1941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平原展开疯狂的、大规模的、拉网式的大扫荡，各村老百姓天天被追得东躲西藏，整个冀中平原沦为敌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正常上学和工作，只能在家里织布纺线干农活，和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各种悲观情绪涌现。可这时，鬼子、汉奸们的反动活动依然很猖獗，不分白天黑夜随意进村抓人。父亲干完地里活回家的路上被抓进岗楼遭到严刑拷打，又灌凉水，又压杠子，最后有四个人把父亲抬起来往高处扔摔。父亲会武术未被摔坏，后来花钱保出。
1942年秋天，我们的同志到敌占地工作，被敌人发现后边跑边打，最后躲到一间房子里，敌人追过去后，他们跑到房顶继续打。我们的同志子弹打完后，把枪支拆散分开埋到地里，宁死也不让敌人得到，最后敌人放火将屋子烧了，五位同志光荣牺牲。其中一位领导是我的表哥，30岁左右。另一位姓杜，女同志，以前常去我家，我们关系很好。其他三位不清楚。我的另一位表哥参军后一直没有联系，后来听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的姑妈因受到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去世了。
1942年秋天，我们村重新秘密建立起村党支部，除去原来一名老党员和一名退伍军人外，新增加3名学生，李佐才、周瑞周和我共计5人。当时的任务：（一）了解敌情，包括岗楼上日伪军、汉奸的动向；（二）保护群众利益和安全，搞好“三通”，即户户通、房上通、地下通；（三）保护好粮食，坚壁清野，利用青纱帐季节搞好秋收，快收快打快藏。
我们几个党员在青纱帐时节收割，晚上挖地道，两三个月后，地道基本上挖好了。当时我们村里的地道又多又好，两户通用，还有暗口，比较安全，在1942、43年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对保护群众、干部和地下工作者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对敌斗争不断深入，人民抗战情绪日益高涨，对敌斗争的热情与日俱增，在家赤手空拳任人随意宰割，还不如拿起武器上战场与敌人厮杀的想法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时，我们的地下武装，区队、县大队、地区队迅速发展壮大，不断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同时，加强政治攻势，不断进行岗楼喊话，岗楼上的日军惊恐万状，他们白天不敢下楼，夜间偷偷逃走，有时一天能拿下好几个岗楼，日军开始撤楼、并楼。到了1944年春，环境大改变，整个冀中平原农村地区的岗楼基本都没了，广大农村根据地又回到了人民手中，抗日政权和各抗日组织也基本恢复，维持会人员被撤销和调整，汉奸、卖国贼和不良分子受到镇压和打击。
杜春华：抗大同志给我的启示和教育
抗战时期有一件事给我的教育很大，印象很深。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多万红军顷刻之间突破了日本关东军前沿阵地，横扫东三省大部分地区和城市；15日，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党中央为了尽早尽快控制东北，决定抽派大批部队和地方干部迅速奔赴东北，到那里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我们的政权。
9月中旬，一批抗大的同志从延安出发，步行前往东北，途经绥德时在我们学校（绥德师范学校）大礼堂里过夜。延安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平时好多同志都争着想去延安学习、工作。此时，听说从延安来了许多同志，大家立即一窝蜂地跑到大礼堂去看。
礼堂里有许多长条木凳，他们就在这些凳子上睡觉，单人的睡一条长凳，夫妻两人的就把两条凳子拼在一起当双人床睡。每对夫妻之间，有的用蚊帐，有的用一块床单隔起来，有的什么也不挂不隔，两人盖一条被子。我们看着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们却无所谓，大概在延安生活的同志比我们思想解放吧！他们中有的还带着孩子，行路时较小的孩子在马背上左右两个柳条筐里驮着。每匹马驮的孩子多少不一，有驮一两个的，也有驮三个、四个的，大一点的孩子一人一个筐，小小孩两人一个筐，筐里垫着棉被，身上除了衣服外什么也不盖。孩子们和大人一样穿着灰色衣服，看起来简单、朴素，他们生长在革命年代，和大人一样长途跋涉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抗大的同志穿着灰色军服，东西不多，睡觉用的被褥就是他们全部财产，一匹马就能驮几个人的行李包。
看到他们的这些情况，我心里想，去东北的路还很长，不知要再走多少天才能到达目的地。他们也有父母，有自己的家，为什么出来过这样艰苦的生活，而且还很乐观？大概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无私奉献自己的精神，而就是这种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