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刊登焦裕禄女儿焦守云在人民日报社编委中心组举办专题报告的整理稿，题为《我的父亲焦裕禄》，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近日，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中心组举办专题报告会，邀请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作专题报告。焦守云在报告中生动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焦裕禄、一个女儿心中的焦裕禄、一个光辉的县委书记。报告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激人奋进。今天，本版摘发焦守云所作的专题报告，以飨读者。
父亲去世已经50年了。
1922年8月16日，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的小山村自耕农家庭里，小学毕业生，青少年时代他曾逃过荒、要过饭，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还当过挖煤工。
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军南下，曾经在河南尉氏县搞过土改，他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他在那儿工作了9年。
在洛矿，父亲完成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深造。厂里把他作为选干生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他又到大连起重机厂当了2年的实习车间主任。父亲在洛矿担任过车间主任、调度科长等职，1962年年初，他又调到当年参加土改的尉氏县，当了半年的县委副书记。
1962年冬天，他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任县委书记。父亲在兰考的那段时间，也是大家最熟知的时期。
带头治“三害”，就是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兰考县位于河南东部，与山东搭界，北依黄河，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黄河多次改道，给兰考留下了大片的沙荒地、盐碱地及内涝。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给兰考带来了多年的灾难。
1962年冬天，父亲到兰考工作，这一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三害”加上自然灾害，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亩产只有43斤。当时兰考有36万人，灾民近20万。兰考紧邻陇海铁路，火车一来，大家都哭着喊着往火车上挤，灾民要逃荒到丰收区去。
在兰考，父亲组织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县火车站召开，因为当时灾民每天都集中在火车站。父亲指着逃荒要饭的人群对参加会议的委员说：“同志们，灾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党把兰考36万人民交给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是我们失职啊！”
“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面对大家的畏难情绪，父亲动情地说：“小鸡凭着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我们有党的领导，有36万兰考人民，每人都有两只手，还愁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吗？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生产自救的决心。只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一定能够挖掉穷根。是共产党员，就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当时兰考的沙土地有24万多亩，风沙非常大，一刮风水井都会被沙填平，晚上关好的门第二天就能被风沙堵住。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兰考的沙丘，一刮风，沙丘就随风滚动，危害很大。
“必须查清风从哪来、到哪去，哪儿是风口，不能再让沙丘到处流动。”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风最大的时候就是父亲他们查风口的时候，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一张口就是满嘴的沙土，合上嘴，嘴巴里就咯吱咯吱乱响。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查清了兰考的风口和风沙走向。
查出了风口，如何治理风沙？大家着急。一天早上，父亲在村口看见一个农民拿黏土封坟，父亲问他为何这样做。农民说，这是他母亲的坟，一刮风，坟头就没了，拿黏土封上坟，种上草，再大的风也刮不动，只要一个上午就能封好。当时父亲就想，兰考36万人还愁封不上那些沙丘吗。回去后，父亲立即召开会议，提出“贴上膏药、扎上针”的计划，贴上膏药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针就是种上树，时间长了再大的风也刮不动沙丘了。沙丘不流动了，沙土地就好治理了。
但执行计划时又遇到了困难，大家吃不饱肚子，怎么干重体力劳动？父亲召开了动员大会，他说：“你们出去要饭，是小要饭的，我出去要，是大要饭的。如果你们留下来治理沙丘，我保证你们能吃饱。”
兰考的土地上不长粮食，父亲组织多个小分队用救济款去丰收区采购萝卜干、红薯片、粉条等代用粮。于是，许多村民就留下来勒紧裤腰带干，有了领导干部带头，村民也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很快，他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解决了封沙丘的问题。
兰考有16万多亩盐碱地，寸草不长、颗粒不收，铁路两边都是白花花的，像刚下过小雪。上世纪50年代，那里的老百姓卖小盐，不交税。要是地里全是盐还好，地里有盐、有硝也有马尿碱，必须区分开来。当时兰考没有盐碱化验器，父亲就说：“我有一个从老农那学的办法，这个设备人人都有，结果准确、携带方便，那就是咱们的舌头，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父亲领着大家尝遍了兰考的盐碱地，把土地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
治盐碱非常难。父亲下乡的时候发现一个农民的菜长得特别好，问其原因，才知道是农民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来翻到上面来种地，土质能维持一两年。“兰考急需生产自救，这样做起码能解决当年的吃饭问题。”于是兰考就开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上，终于种上了庄稼，兰考取得了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
兰考位于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拐弯处，黄河泛滥给兰考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根本种不了庄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会造成严重内涝。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兰考人称为“白帐子雨”。雨又大又急，洪水横流。除了留下两位值班的同志外，父亲带着县委其他同志去各地考察水灾情况。
面对这样的大雨，有村干部犯愁，写了一首打油诗：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读完后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一些村干部也跟着哭。平时性情很好的父亲当时就急了：“哭有什么用，天还是要下雨、地还是会积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带头哭。”于是趴桌子上做了一个哭的样子，同志们看他这样就破涕为笑了。父亲说：“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群众都眼巴巴看着县委，干部如果不能挺直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这叫‘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当地干部和县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伍出发了。父亲生前就画了许多兰考地形图，但还有很多没画完。父亲去世时，群众打出的横幅是：“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他管村里的大娘叫“娘”
在治理“三害”过程中，父亲提出了“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要求，每次到农村，他都要去最穷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饭。“只有到最穷的人家去，看屋里有没有粮食，床上有没有被子，老人身上有没有棉衣，才能了解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样的。”为此，他曾经在一个饲养员老大爷的牲口棚里住了三天三夜。
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父亲和同事到了一个五保户家里，那家里一共两口人，老大娘是盲人，老大爷是个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父亲到了他们家，习惯性地看了一圈后，就坐到老大爷床头问寒问暖。这时候，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进来，拉住父亲的手问：“你是谁啊，大雪天，你来干什么？”父亲拉着大娘的手喊了一声娘：“娘啊，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父亲喊人家娘，不是到兰考的习惯，在解放初期参加土改运动时，他看见村里头和他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同志，都喊人家“娘”，一是出于他亲近群众，二是他离开他娘的时间太长了，也一直没时间回家，他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
当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病得比较重，因为没钱给孩子治病，家里已经准备等孩子咽气了，送到村外去掩埋。父亲下乡的时候知道了这事，赶到孩子家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孩子还有呼吸呀，这是咱农民的孩子，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后来这孩子被救活了。父亲去世后，孩子就改名叫张继焦，今年继焦已经50多岁了，一直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工作，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这辈子就做好一项工作，就是为我的焦裕禄爸爸守坟，焦裕禄爸爸的坟，我是离不开了，只要我能动，我就守在这里。”
父亲在兰考就留下了4张照片，那时候，照相是奢侈的事。4张照片中只有一张是他自己愿意照的，是那张他站在泡桐树下掐着腰照的相，其他都是别人偷着拍的。在兰考他没有一张工作状态的照片，他当时总是对搞宣传的同志说：“你应该把镜头对准群众。”镜头对准群众，群众干劲就更足了，他们说：“使劲干哪、使劲干哪，你看他们给咱照相呢！”
父亲虽然贫穷，但给我们留下了精神金矿
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不贪不占。他身体不好，但凡是照顾性的东西，他都不要。
我11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回到家，母亲端出一碗米饭，那时候米饭很金贵。我们姐妹几个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的碗，父亲就往每个孩子碗里拨一筷子米饭，拨完后自己也没剩多少了，他问我母亲米是从哪里来的，母亲说是县委考虑他身体不好，就照顾了几斤。父亲听了后说：“这可使不得，这些大米你赶快给研究泡桐的南方大学生送去，他们吃面食吐酸水，我们不老不少的，吃这个干什么。”
父亲有6个孩子，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严格要求我们，他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
在兰考那段时间，哥哥还小，不懂事。有天晚上，父亲见哥哥高高兴兴回来了，就问哥哥做什么去了，哥哥说去看戏了，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哥哥说没买票，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他进去的。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你不能这样做，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满头大汗，不买票就去看白戏，你现在会占小便宜，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第二天，父亲领哥哥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又给售票员承认了错误。
1963年夏天，姐姐焦守凤初中毕业，许多好单位都给她送来招工表。姐姐拿着这些表去给父亲，请他当参谋，当时父亲就问姐姐的同学是否都有这些好工作。姐姐说没有，还撒娇说是沾了爸爸的光。父亲当时就脸色一变：“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你就进了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后来，父亲给姐姐想了三份工作，一是留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包括打扫厕所；二是去学理发，因为当时那是一门技术活；三是当工人。
母亲一听说让姐姐去扫厕所，不同意；让一个16岁的大姑娘去给人家剃头，也不同意。那时当工人光荣，社会地位也高，姐姐和妈妈都觉得这份工作好，可一问父亲到哪儿当工人，才知是让姐姐到县食品加工厂工作。那里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主要干两种活：腌咸菜和酿酱油。姐姐尽管不愿意，但还是去了。
食品加工厂劳动强度大，厂里味道不好，更糟的是，需要两只手伸到咸菜缸里捞咸菜。姐姐的手被磨出许多口子，伤口再被盐水一浸，整个手都是肿的。更让姐姐不能忍受的，是要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去卖酱油和咸菜。一个不大的县，县委书记的女儿很多人都认识，特别是姐姐的同学，因为大家都觉得姐姐该有很好的工作。
姐姐哭过闹过罢工过。有一天，父亲和姐姐说：“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卖酱油吧。我爷爷开过油坊，我小的时候，也走街串巷卖过油，我来告诉你怎么喊能把酱油更快卖出去，怎么挑担子更省劲。”姐姐一听可高兴了。
刚开始，姐姐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可后来，她觉得不对，父亲是县委书记，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就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闹了。”
那段时间对姐姐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姐姐现在在开封生活，经济情况不太好，她孩子多，下岗、待业的都有。如果姐姐去找领导，请他们给孩子安排工作，也不是件难事，但我们姐妹之间约定，一定要守卫好父亲这面旗帜，虽然不能为父亲争光，但绝不能给他抹黑。父亲是一个贫穷的父亲，但他给我们家子孙留下了精神金矿，祖祖辈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他身边的物件，都成了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到了1963年11月，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肝疼得也越来越厉害。他越来越瘦，脸色又青又黄，颧骨高高耸起，变得憔悴不堪。他身边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刚开始，父亲肝疼时，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使劲顶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写字，父亲就会用钢笔伸进去摁着；如果两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时间长了，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
有好几次，父亲工作结束了，还没站起来，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个子，半天起不来，那是肝太疼了。母亲哭着劝他去看病，他说：“别着急，我把该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会去看的。”后来发展到肝疼得睡不着觉，他就把那些平时用的钢笔、杯盖搬到床上。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睡觉都是趴着睡，如果不趴着，那些东西就顶不住肝。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可他依然坚持工作。有次，父亲到农村听大队领导汇报工作，因为肝疼，冷汗一个劲地出，用来做记录的钢笔，两次从他手里掉了下来。在场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立即把他送去开封地区人民医院。
到了地区人民医院，父亲被诊断为肝癌。当时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断。父亲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皮下扩散。据医生说，父亲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父亲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们带着父亲回到了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那20多天里，父亲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开始他还打止疼针，满怀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再回到兰考领着大家除“三害”。当他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开始拒绝打止疼针：“止疼针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这个药这么短缺，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针怎么办，父亲有时趴在床上，有时跪在床上，甚至还会把香烟点燃来烧自己的胳膊，他说这是他发明的肝疼转移疗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会稍微好一点。”胳膊上的皮肤没用了，他又开始烧肚子上的皮肤，大家见了都扭头落泪。
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来看他，他拉着两位领导的手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达到兰考人民对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难过。”这两位领导说：“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你对后事有什么安排、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们说吧。”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我对组织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见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亲临终时，把母亲叫到身边，说：“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难，都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还要记住，再苦再难，也不能向组织伸手要钱要东西要救济。”这是他对母亲最后的交代。母亲当时才33岁，需要照顾两家的老人，还得抚养6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她约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亲42岁。父亲走了，我们家的天也塌了，母亲领着我们6个孩子，谨遵父亲临终前的嘱咐，艰难地生活。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父亲走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母亲流了许多泪，老了后还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泪。
父亲不是苦行僧，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一门心思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兰考后来出了一本书，叫《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就是根据父亲在兰考日日夜夜的情况编写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写照。 (记者江琳，实习生张璁、耿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