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11月6日第5版发表了由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撰写的《关于“教”与“育”的思考》一文，现将全文予以转载。

前些天接受专访，被问及是否“读书无用”，我当即回答：此乃伪命题。但如今谈大学生的读书热情，可就没那么乐观了。

长期在大学教书，且不时走南闯北，我深知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不太理想。面对如此令人尴尬的话题，无论政治家、企业家、学问人、媒体人，还是众多学生家长，谁都能说上几句。比如，当下中国，大学校园里人满为患，很多人只是为了混一个文凭；有些老师，课讲得不吸引人，学生以此为理由逃课；还有，如今是网络时代，获取信息十分方便，为什么一定要待在教室或图书馆里呢？最后，就业时拼的是爹妈，而不是学问，学好学坏一个样。诸如此类的正理与歪理，你我还能找出好多。

与其这么互相推诿，最后不了了之；还不如反躬自问，看看自己是否也有责任，或者能为改变现状做些什么。最近几年，涉及教育的话题，除了“大学史”及“大学精神”，我希望兼及技术性的“教与学”。如《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2009）、《上什么课，课怎么上》（2010）、《训练、才情与舞台》（2011）、《知书、知耻与知足》（2012）、《如何处罚作弊》（2013）等，此类基于常识但切中时弊的短文，均站在一线教师的立场，具体而微地检讨我们的教学理念。

孟子说得好，“君子有三乐”，这第三乐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问题在于，当你的教育对象并非“英才”时，怎么办？

随着连年扩招，百分之三十的适龄人进入大学校园，我们已经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了，这个时候，仍执着于原先的大学神话，或固守原先的教育传统，明显不合时宜。比如，当初老北大的学生确有不少逃课的，那是因为嫌课程太浅，自己泡图书馆去了。套用时尚的句式，他们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因此，教授们对这些特立独行的学生，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私下表示赞赏。而今天，我们还能假定逃课的学生都在图书馆里自修吗？

社会的期待、学问的感召，以及教师的个人魅力，确实能使部分悟性高且性情契合者感觉畅快淋漓，因而一心向学。但说实话，即使在名校里，如此理想的好学生，也不太多。大部分学生必须通过某种制度性的约束，方能驱使或保证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既不轻言放弃，也别瞒天过海，若想保证教学质量，唯一的办法是落实淘汰制。这既是对学校信誉的保护，又是对用人单位的负责，也是对学生的警示。

我曾批评中国的博士教育“成材率”太高，以至无论媒体还是学生本人，考上了博士研究生，就开始以“博士”互称或自居。大学生更是如此，除非考试作弊或有其他重大缺失，否则，很难因学习成绩不好而无法毕业。从校长到教授，都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平平安安走出校园；可如果换回的是一句“要想不及格也很难”，实在让人伤透了心。

学生缺课要不要管，考试作弊该不该罚，论文抄袭如何处理，学分不够能否奉送……所有在大学教书的，每天都得面对如此难题。至于是否“高抬贵手”，取决于你的良知、眼界、趣味，还有你对“教育”的理解。

什么是理想的教育——严师高徒的“教”，必须与春风化雨的“育”，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方能臻于至境。遗憾的是，今天中国大学里，二者可能都缺失，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严师高徒”，基本上被搁置了。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不可，那么，请原谅我直言不讳——今日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出现严重偏差，在于自觉地大幅度地降低教学标准，导致大学生们不用怎么努力，也能吹着口哨安然过关，拿到那张印制精美且日后通行无阻的学位证书。

这就说到教育观念的问题了。不谈极少数的“读书种子”，一般大学生或研究生，其养成读书的习惯以及做学问的兴趣，一半是天性，一半靠压力。形象点说，此乃苦乐相间，喜忧参半。有没有轻轻松松就读好书的？有，但不多。而且，如果真是这样，不是标准定得太低，就是研究方向有问题。再好的学者，也都有焦头烂额、四处碰壁、魂不守舍的时候。最乐观的结局是，经过一番挣扎与苦斗，最后终于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觉得从来顺风顺水、未经九曲十八弯的读书过程是值得羡慕的。

对于学生来说，无论自我加压还是外界设限，只要不过分专横与暴烈，都应该坦然承受。所谓美国名校学生读书热情高，图书馆里整夜灯火通明，背后也是有学习成绩以及奖学金等巨大的压力。

我曾多次提及，北大学生到美国名校念书，第一感觉就是“燕园生活太舒服了”。走过了颤颤巍巍的高考独木桥，进入大学校园的学子们，稍微放松一点儿，以便重建良好的读书姿态，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严师出高徒”的古训已成过去，今天的不少大学校长及教授，与学生谈话时，只能在“好”“很好”“特别好”“了不起的好”之间斟酌用词。这种只讲鼓励、不能加压，更忌讳惩戒的教育方式，或许也是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读书风气不浓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