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光明日报第15版选摘了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的《做戏的文明》的第一章内容,对当今世界文化进行了分析。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做戏的文明
[西班牙]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译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于1936年，是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与诗人。他创作小说、剧本、散文随笔、诗、文学评论、政论杂文，也曾导演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及从政。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
2012年4月西班牙ALFAGUARA出版社出版了略萨的新书《做戏的文明》。本次选摘的是由赵德明教授翻译的第一章。作者指出当今的世界文化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可以不赞成他的提法，但是文中列举的大量事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西班牙《国家报》特派驻纽约记者克劳迪·佩雷斯，在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为报导金融危机写道：“纽约的各家娱乐小报发疯般地寻找一个会从摩天大楼跳下去的经纪人;大楼里有大投资银行，这些倒下的偶像让金融风暴变成了灰烬。”让我们记住这个场景吧：一大群摄影记者、追踪拍摄名人的狗仔们，他们注视着高空，打开了镜头盖，准备抓拍以戏剧表演方式生动体现金融浩劫而自杀的第一人，这场浩劫已经把一些大企业和无数公民的亿万美元埋进废墟里面了。我想没有什么更好的场景能如此概括我们当今的文明了。
我认为这是给我们今天的文化下定义的最好方式，西方国家如此，非西方国家包括亚洲以及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
做戏的文明是什么意思?就是那里的现行价目表上占据首位的是娱乐，娱乐、消遣是全球性的激情。毫无疑问，这个生活理想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只有某个狂热的清教徒才会谴责要生活得娱乐、消遣和开心的人们，因为这些人要摆脱那令人压抑、有时令人丧失理智的社会俗套。但是，把这种天生要过好日子的倾向转化为崇高的意义，反而会产生意外的后果：文化平庸化，浅薄成风，在信息领域里荒唐、恶搞、不负责任的新闻作风泛滥成灾。
是什么让西方渐渐堕落为这种文明的呢?是二战物资匮乏的年月以及战后的短缺让人们追求福利。艰苦时期之后是非凡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欧洲和北美，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中产阶级快速壮大，社会活动频繁，同时人们也冲破了道德底线，其中率先开始的是性生活。在传统意义上，性生活是由教会和右翼或左翼政治组织，以非常温和的世俗主义加以约束的。福利制度、自由的生活方式，加上日益膨胀的消遣、娱乐空间，成为一种强烈刺激，娱乐业大发展，广告业推波助澜，广告是这个时代之母，是魔术师。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不要烦恼、躲避忧愁和困惑之风成为社会金字塔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的统治风气，奥特加称之为“当代精神”，它已成为人人自觉或不自觉顶礼膜拜的有价值、受追捧、轻松的上帝，我们崇拜它的时间至少已经有半个世纪，而且如今越发地崇拜。
另外一个因素对于眼前现状的造就也很重要，那就是文化的民主化。这是一种源于利他主义意愿的现象：文化不能是永远属于精英阶层的财富，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把文化通过教育惠及所有人的道义责任，但也需要文艺等其他文化的推动和资助。这个值得赞美的想法却令人始料不及地产生了让文化生活平庸、琐碎的结果，文化产品形式的便捷和内容的肤浅成为更惠及多数人的爱国理由。这是以牺牲质量来换取数量。这一观点很容易在政治上蛊惑人心，在文化上造成意外反射，如高雅文化的消失，因为高雅文化的深刻思想与复杂密码必然造成曲高和寡的现象，还例如文化思想本身的大众化。如今文化已经转向只有在人类学推论中才采纳的定义。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全部表现都是文化：语言、信仰、习俗、服饰、技术，总之，一切社会实践，可回避的、受尊重或厌恶的，都是文化。当文化思想变成了一个大杂烩，它就不可避免地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消遣的方式。文化当然可以如此，但是果真如此，文化就失去了意义，就会为人所不齿，因为构成文化的任何成分都半斤八两，千篇一律，无论威尔第的歌剧、康德的哲学，还是英国的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和法国大马戏团的演出都是等价的。
因此，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是轻松、愉快、易懂的文学就不令人奇怪了，这种文学厚颜无耻地主张和强调娱乐性(几乎只有娱乐性)。请注意：我不谴责娱乐文学作家，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虽然作品不多，却不乏真才实学。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像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里尔克和博尔赫斯这样的勇士敢冒文学创新的风险，其原因不单单在作家本身，还在于我们身陷其中的文化语境，它不要求读者聚精会神，而是放松紧张情绪，而过去的文学作品则需要读者付出巨大的努力去理解。今天的读者要求作品轻松、愉快，这个要求对作家来说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同样绝非偶然的是文学评论在媒体也消失了，它躲进了文学系或语言学教研室，只有专家才能研究它们。不错，严肃的报刊还在刊登书讯、书展和音乐会的消息，但是有人阅读那些孤独卫士的文章吗?这些卫士试图在当今推销文化廉价品的乱哄哄市场建立起某种等级秩序。的确，评论在我们祖父、曾祖父时代的文化界扮演中心角色，因为评论可以给公民当顾问，让公民辨别耳闻目睹的是非，而今天评论正濒临灭绝，无人理睬，除非评论也变成搞笑的东西。
轻松的文学如同轻松的电影和轻松的艺术，给讲文化、肯革新、讲时尚、处于前卫、动点脑筋的读者和观众一种舒适的印象。这样一来，那肯前进和愿意与传统决裂的文化实际上是在安于现状，其表现很恶劣：迁就现状，自我满足。
在当今的文明里，厨艺和时装占据大部分文化版面是正常和必须的，如今唱主角的是“厨师”和“时装师”，而从前是科学家、作曲家和哲学家。在当今的文化坐标上，小灶、大灶和T型舞台与图书、音乐会、实验室和歌剧院混杂在一起;同样，从前是教授、思想家和神学家影响习俗、鉴赏和时尚，如今则是电视明星和足球大腕了。50年前可能是在美国，有个名叫埃德蒙德·威尔逊的人通过《纽约客》发表文章来决定诗歌、小说和散文的成败。如今则是欧普拉的电视节目一锤定音了。我不是说这不好。只是说事情就是如此。评论界退出后留下的空间，由广告悄然填补跟进了。广告如今不仅成为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变成了决定性的传播媒介。在情趣爱好、鉴赏力、想象力和习惯养成方面，广告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前在这个领域由哲学体系、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在法国被看成是时代官员的良师所起的作用，如今由广告社的“创意”人员完成。自从文艺作品被看成是一种商品，由其在市场的波动决定其生死之日起，发生如此悲惨的变化就在所难免了：小艺术品的价格与价值混为一谈。当一种文化把开动脑筋当做旧物束之高阁并且用影像代替思考的时候，文艺作品就由广告设计人员以及大众的条件反射来决定取舍了，而大众缺乏思想的自卫手段，难以区分真假，容易被商人敲诈。由此，约翰·加利亚诺在巴黎T型舞台推出的时装模特或新式法国大餐就拿到了高雅文化的荣誉公民身份证。这样的状况刺激了音乐，它兴奋地变成了全世界新一代的认同符号。时髦的乐队和歌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音乐场所，如同古希腊庆祝非理性的狂欢节一样，如今成为放纵、宣泄、崇拜、狂热和无理性的集体仪式。当然，电子乐、狂热音乐的群众集会也是如此，人们在迷雾中跳舞，听迷醉的音乐，借助狂喜而销魂。今天的年轻人在群众集会和音乐集会上领圣体、做忏悔、自我救赎，以这种忘记自我的方式得到满足和享受。
当代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群体化和轻浮。如今各类体育的重要性只有历史上古希腊才有过。对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经常光顾学院的人来说，锻炼身体和修身养性是同时进行且互补的，他们认为二者互相充实。今天则不同，搞体育要花钱，是代替脑力劳动的锻炼。体育界里，最突出的是足球，有群众支持，跟流行音乐会一样，能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能煽动起人们的情绪，让人们发狂，其狂热程度绝对超过政治大会、宗教游行或者市民议会。一场足球赛会给球迷(我也是)提供一个个人表现、集体配合、技术娴熟的精彩表演，也会让观众欣喜若狂。但是如今的足球大赛像古罗马竞技场一样首先是宣泄非理性的场所，是个人对部落本性的回归，是随大流的一分子：观众在无名狂热的庇护下，放纵攻击性的本能，排斥别人，象征性地(有时是真的)要征服和消灭对手。一些足球俱乐部著名的“凶猛的球迷”吵闹成性、纵火烧毁座位、打人伤人，说明在多数情况下吸引他们(女性也有，且日渐增多)去球场的不是体育本身，而是一种宗教仪式，是个人释放非理性的本能和冲动，让他们放弃了文明修养，在比赛过程中表现得像原始部落成员一样。
当代社会有件怪事就是知识分子失去了重要性，而在不久前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中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如今知识分子从大辩论中消失了，至少在重要的辩论中不露面了。的确有些知识分子在宣言上签字，给报社写信，卷入争论，但对社会进程毫无影响，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大事都由行政部门和所谓的实权人物决定，知识分子只有缺席的“光荣”。多数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被社会生活挤兑到了难堪的境地，便在公共问题的辩论中选择慎言或弃权的做法。他们一头钻进自己的学科或私事，不理睬半个世纪前人们所说的作家和思想家对社会的公民、道德“承诺”。但是，也有例外，那些经常发言的人——因为接触到了媒体——是那些更多的要自我推销和表现自己而不是捍卫什么思想原则或者价值观的人。因为在做戏的文明里知识分子只对是否能时髦和搞笑感兴趣。
当今是什么导致了知识分子“矮化”和蒸发的?应该考虑的原因之一是：几代的知识分子由于在面对纳粹、苏联的独裁专制统治及其制造的恐怖事件时，三缄其口而信誉扫地，比如对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劳改营等置若罔闻。那些似乎有时代特权思想的人们竟然与政府沆瀣一气，进行种族灭绝，践踏人权，废除种种自由，这不能不令人愕然难堪。但是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完全不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则是做戏文明中思考能力的弱化。
因为做戏文明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作为文化生活原动力的思想信仰的贫困化。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形象压倒思想，因此视听手段，电影、电视，加上互联网正在把图书抛在身后，如果乔治·斯坦纳之类的悲观预测得到验证，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图书会进入墓穴。
新闻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做戏的文明呢?这种文明又如何影响新闻呢?
严肃的新闻与哗众取宠的小道消息之间的传统分界线逐渐模糊了起来，其间布满了许多空白，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区别。今天甚至很难区分不同媒体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把娱乐和消遣变成时代的最高价值的后果之一，就是什么信息应该优先是混乱的，即：消息重要或次要有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意义，而且还取决于它的新颖性、突发性、怪异性、丑闻性和戏剧性。当今的新闻不知不觉中，在遵循主流文化指令的同时，追求新闻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巧妙地歪曲了传统目标，助长了一种轻浮、轻率、轻松、肤浅和娱乐性质的新闻，最严重的是，如果手里没有信息，就编造新闻。
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拥有广大读者的不是严肃的出版物，不是追求严谨、真实、客观描写现状的报刊，而是所谓的“名人杂志”，这种杂志印刷几百万册，打破了纸制刊物面对视频的竞争步步萎缩、后退的说法。萎缩、后退的是反潮流的刊物，因为它们讲究负责，讲究报告信息，而不是取悦读者。
把新闻变成娱乐工具的结果就是逐渐为花边和小道消息打开了合法之门;就算不是诽谤、诬蔑和造谣，也往往是报告丑闻、背叛、八卦、揭露隐私。
因为刺激一般人的情欲是娱乐、消遣的最有效的方式。其中揭露他人隐私，尤其是公众人物、名人的隐私要占首席。报刊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而行事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就为这个以轻浮为优先的快餐文化作了贡献，而不像从前那样首先考虑思想性和艺术表现。
事物当然是千差万别的，有些媒体依然极力抵抗社会压力，不放弃严肃、客观、严谨和求真的老模式，不怕这样的做法令人厌烦，不怕受众“哈欠连连”(帕斯的说法)。我指出的是当代新闻业的一种倾向，并没有忽视不同报业之间在道德表现、社会觉悟以及专业化水平的差异。但悲惨的现实是，如果报业绝对不理睬当代社会的主导文化特点，就绝对无法存活(不可能有一个忠实的读者群)。当然，大报也不能单单根据调查读者的兴趣决定自己的编辑方向、道德行为和报导重点。大报的职能还有为在当下骤变中感到眩晕和迷茫的公众指引方向，答疑解惑，辨别真伪、公正与不公正、善良与丑恶。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职能，必须有公众的支持。今天，不与戏台准则保持一致的节目和报纸会有失去舞台和观众的危险。尽管新闻在打造做戏的文明中是有贡献的，但它没有能力独自改变这一文明。这是一个扎根于当代、新一代出生便要面对的现实，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死亡方式。我们这些幸运儿赶上了这样一个社会：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思想、观念、书籍、文艺许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特权——把短暂的娱乐变成人生的最高愿望，变成毫无顾忌蔑视一切烦恼的利器，但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有娱乐，还有悲伤、痛苦、神秘和失落。(摘自《外国文艺》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