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于2012年11月12日发表了文章《转型中国尤需四大共识——对话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现将全文予以转载。
■最应该形成四大共识，即：改革开放共识、社会和谐共识、科学发展共识和中国特色共识。
■凝聚共识，要从化解矛盾、解决好最迫切的问题入手
■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对接、政治语言与生活语言接近，才能更好构建一个拥有共识的意识形态
在过去今天未来中寻找共识
本报评论部：在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您认为“共识”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共识”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
陈宝生：凝聚共识，意义重大。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浪潮中，无论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建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次突破都有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作为思想准备。没有共识，我们不可能从改革开放的激荡30年走到今天；离开共识，我们也很难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共识是历史投向未来的回音。共识的凝聚，应当围绕过去干过的事、当前在干的事、将来要干的事。要善于回溯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的路，要抓住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形势的变化、各种力量的消长组合，更要围绕未来5年、10年以及20年的建设目标。
共识不在多，而在于抓住关键。当前最应该形成四大共识，即：改革开放共识、社会和谐共识、科学发展共识和中国特色共识。
人类史上最复杂的现代化进程
本报评论部：您说的这四大共识，人们并不陌生。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
陈宝生：为什么需要改革开放共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时间保持了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的任务并不能就此完结。今天改革正在向全面综合改革的攻坚阶段转变，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决定了目前是过渡性体制，分配不公、分配不规范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焦点、难点和痛点。无论是从改革的自身逻辑，还是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都需要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使我们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和定型。
为什么需要社会和谐共识？我们正在推进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仅以人口结构来看，2 亿多农民工生活在城市边缘，1.85亿老龄化人口、5亿多网民，甚至于，还有众多外籍人口——仅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就有几十万。在如此复杂的国情下推动现代化，怎么离得开社会的和谐？如果不能通过化解矛盾并上升到制度层面，让整个社会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让法治在治国理政中发挥根本性作用，就可能激化矛盾，使社会失序、混乱。
为什么需要科学发展共识？我们已经看到了拼资源、拼环境、拼人力的粗放式发展道路难以为继，明白了中华民族必须回答好“发展是为了什么”课题，今天，面对环境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国际趋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里的“中国因素”在加大，需要我们更深理解科学发展的长期性与艰巨性，需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需要“中国特色”共识？西方一直鼓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但是中国不仅把二者结合起来，而且创造了持续30多年的经济腾飞，对世界产生了极强的制度示范。当西方开始重新打量中国时，我们也需要清醒认识中国。
凝聚共识的起点是化解矛盾
本报评论部：时代的共识，需要有宏观的视野、理性的思维。而对利益格局中的广大民众来说，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个体感受来选择与认同。面对这种现象，您认为我们如何切实凝聚起共识？
陈宝生：凝聚共识不是否定分歧、千篇一律，而是在存异中求同、在分歧中求和。
凝聚共识的起点，是化解社会矛盾。以改革来说，我们固然无法做到让所有人在同样的阶段获得同样的收获，但是应该能做到让承受改革成本的人同样获得改革的红利。当前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分配不公、程序不公。利益群体多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利益分配不公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就会出现矛盾，对改革的诉求和预期就呈现出不同看法。因此，改革共识应该矢志于建立公正的分配制度。
再如社会和谐共识。和谐不是靠口号和提法来实现的。要以民生为切入口，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根本举措。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能做到“在法律框架内，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和“有能力的人不找市长跑市场”，那就离改革的目标接近了。
还想强调的是，凝聚共识，需要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对我们的发展实践和政治话语做历史分析、结构分析，尤其要注意重建话语结构。目前的社会话语呈现出网络化、西方化甚至是娱乐化的特征。对此，我们应认真研究。话语体系的背后，实质上是执政姿态与执政理念的反映。当政治语言与生活语言大体接近，共识也能在官方与民间的贯通中建立，也就能成为推进我们国家更快迈向现代化的根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