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文章《大漠铸核盾 生命写忠诚》，介绍了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林俊德生前的感人事迹。现将全文予以转载。
林俊德（右）在和年轻人探讨某基础试验装备设计改造问题。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中共党员，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原总工程师，少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入伍52年来，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军队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20余项，1999年特邀出席“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一）
他叫林俊德，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
他个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时候嘴唇略显厚，脸更是会圆起来。
这是他平常时候的模样。4个月前，他因为癌症晚期病情严重住进了西安唐都医院，瘦得厉害，脸颊凹陷，额头显得特别突，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能让旁边的人心颤一下。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还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系统整理，怕耽误学生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时间太有限，要尽快。
他一开始就问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弃了治疗。住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他难得用将军的威严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间歇，他休息也要坐着，怕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说不要勉强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与其治疗后卧床不起，不如最后还能争点时间。他是闽南人，现在这个劲头，就像1960年大学毕业后西出阳关一头扎进戈壁大漠几十年，一样倔强。
同事、学生、朋友、亲人赶到医院看望他，他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即使从闽南山区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他继续吸着氧气按着鼠标。插着管子工作没有效率，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症晚期，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身上抽出过2800多毫升积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严重缺氧，平常的喘气比刚跑完百米赛还剧烈。他从没因疼痛在人前发出一声呻吟，只有当医生凑近问怎么样时，他才说有点儿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上午，他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各种办法下床工作，两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个愿望都不被满足，他终于被放下地。半小时过去，他的手颤得握不住鼠标，也渐渐看不清，几次问女儿眼镜在哪，女儿说，眼镜戴着呢。这时候，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来，怕他听到，还要使劲捂着嘴巴呜呜地哭。
他又接着工作了1小时。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老伴紧紧攥着他的手，贴着他的耳边，翻来覆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5月31日20时15分，他的心脏跳动不起来了，也不会再哀求着起床。他没做完他的工作，这几天他在电脑上列了个提纲敲敲打打，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
医院科室主任张利华，54岁，扑通跪了下来，对着床头说，“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们后人会接着完成。”张利华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这样面对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见到。
得知他的离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94岁的程开甲写来一句话：“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最后一个，他也在病床上哑着声音和基地的司令员说过，算是他的一个要求。司令员听完转身，泪打湿了满脸。
罗布泊边缘的马兰，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也做着隐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马兰花。
这个季节，马兰小院里的草长高了，杏也熟了，正等着他回去。他说过，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
（二）
他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上大学，做将军，当院士。他最初也没想到，个人和国家命运绑得这样紧。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现场指挥帐篷里顿时一片肃静。正好，程开甲带着26岁的他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他当时带头负责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样子像一个罐头盒，用来测量核爆炸冲击波。这是他拿自行车轮胎和闹钟等，用土办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获得了当时证明核爆炸的重要数据之一，还拿到了国家发明奖。那时候，他从浙江大学毕业也才4年。
他的家乡在福建永春大山深处一个偏僻乡村，少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曾经辍学，靠着政府资助上完了中学、大学，在大学里曾打着赤脚上课。从浙大机械系毕业，他分配到单位，实际上他是专门被挑来的，到了单位给他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虽然对核试验知道不多，但他一听能跟国家命运靠得这么紧，就非常激动了。他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占去所有时间。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他说，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他以自己为例：“成功不成功，的确有个机遇。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数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断断续续说了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并且，“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他善于啃硬骨头，也常教自己的学生要敢于啃硬骨头。他的23个学生，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走的那晚，学生们亲吻着他的手，长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亲一样抚摸一下他们的头。
他军龄52年，他这一代人，一辈子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多，做核试验也不是个人的选择。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杨树一样，扎根半世纪，是他自己的抉择。
（三）
他是搞核试验的，说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这两个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
他研究爆炸力学，一辈子都和炸药打交道。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总是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说着就走上前，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
他经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去抢收数据。有一次，车坏在路上，他看到司机带着防护罩修车进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护罩摘下来，证明没有危险才让司机也取下，提高修车效率。
他的学生说，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亲临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这是他的专业需要，也是习惯。
去年，74岁的他由于拍摄实验现场太专注，被绊倒在地，膝盖和脸部都被蹭伤，让他包扎一下，他笑着说没事没事，拍了拍灰尘继续工作。
每做一次实验，他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没间断。谁需要资料、数据，都能在他那儿很方便地找到。
简便实用、讲求实效，也是他一贯倡导的。他常对学生说，科学就是用简单的办法达到理想的目的。
为解决实验用的铅皮，他发明了用钢棒手工擀制的办法，像擀饺子皮一样，把1毫米厚的铅皮擀成了0.2毫米。为了找到力学实验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买了一块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锯开分析密度和硬度。就连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来作为实验的一种特殊材料，解决了技术难题，也节约了大量经费。
病中留下的工作笔记上，他一笔一画绘下了保险柜开锁示意图，密码盘、固定手把、开门手把，以及三位密码刻度的标示，清晰明了。还有详细的文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他一丝不苟的程度，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极致。
（四）
2012年春节刚过，一封近5000字的长信，摆在了基地司令员的案头，是关于基地建设发展的想法，言辞激烈，语气率直。信是他写的，看得出很着急。直到司令员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员和经费对他所提的发展路线进行研究，他绷紧的脸松了下来，笑了。
住院期间，他和来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员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感叹，一生最大的缺点是说话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他说话硬，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乍一听，难以接受，时间长了，都知道他不玩虚的，一辈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就像他去世前说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动，实事求是搞科学。”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讲原则不是空的。他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从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礼物，材料都是通过邮局或其他人捎带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见人。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平时专门的请客吃饭他概不参加，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个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2005年，东北某大学邀请他当名誉教授。他说：“我们研究领域虽然接近，可是距离太远，鞭长莫及的，我给不了什么指导，这挂名教授我还是别当了。”
去年，在安徽黄山召开评审会，会议主办方请他当主审。他老老实实地说，第一个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点关系，但也够不上当主审，第二个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当不了评委，你们抓紧时间再找人吧。
他说，自己虽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个领域专家，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精。而且专业越深就越窄，别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资不低，所以掏钱时并不手软。老战友在外地聚会，他说战友们转业早，工资不高，他慷慨解囊。青海玉树地震，他悄悄捐了3万元。
但他自己，一块手表用了15年，一个游泳帽用了19年，一个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个铝盆补了又补舍不得扔。他搞实验，动手能力强，家里的沙发和床是他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发套是老伴亲手缝制。客厅里的小木椅是他用家里铺完地板后剩下的废料，花了半天时间敲打好的。屋里的灯也是他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
去世后，学生们收拾他的衣物，除了军装，没找到几件像样的便装，两件毛衣还打着补丁。
他偶尔也享受过一次，他和老伴去郊外一个农家乐吃饭，点了一个“大丰收”，就是玉米、南瓜、花生几个菜煮在一起，他从来没吃过，对这个组合菜赞不绝口，对老伴说咱们回去也做这个。
他的学生们说，老师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长时间接触，感受得更深。他戴了15年的手表，是大学母校百年校庆时送的纪念品，他一直戴着，旧了磨手，就用透明胶粘上。他去世后，护士想把手表摘下来，老伴理解他，说老林喜欢，就让他带着走吧。
他带过的每位学生，都在他的电脑里有个属于自己的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都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
住院期间，他让学生们将各自的文件夹拷贝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从跟他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他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去世前三天，他写下这辈子的最后338字，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这是他给学生写下的论文评阅意见。他在5月的最后一天去世，这个学生在6月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
（五）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年，南京大学的高材生黄建琴参军到了马兰，她也搞核试验，是后来马兰有名的“核大姐”之一。
与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伴，黄建琴总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最后，她含着泪说，老林的最后几天，是她跟他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欠家里人太多，特别是对女儿一直有着愧疚。他带的23名学生都是科技精英，却没时间管女儿的教育，女儿没读过大学。他只好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你是我们的试验品，就多担待点吧。女儿出嫁，他在外执行任务。女儿办完结婚证，背着简单的行囊进了丈夫家。儿子结婚，他也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亲家见面，婚礼由对方一手操办。
他不是个完人，但他被家人理解。老伴说，“这一生我陪伴他，我觉得我值。因为，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良心上没有愧对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
他去世后，10万元慰问金交到老伴手上，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谢意，说：“这些钱就当做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吧，这也应该是他的心愿。老林一辈子干了他喜欢的事业，他对党和国家的爱刻骨铭心。”
女儿说，很多人说林院士一辈子没享过福，但我知道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他说过他这一辈子真的很愉快。
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人们回忆起，那个时候他一股朝气勃发的劲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年纪大了、人沧桑了，他蓬勃的朝气、工作的热情一点没变。人们在想，是什么支撑着他走出了比75年更长的生命跨度？
创造了马兰精神、见惯了英雄的马兰人送给他一副挽联，为他送行：“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