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3月4日第八版˙特稿刊发了文章《北京的便利店》，文中我校商学院教师王长斌和刘文纲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专业角度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本报首席记者 宰飞
统计数据不停上升，以至于北京便利店的数量很少有人说得清，即便是那些最该说得清的人。
罗森（北京）有限公司总部，副总经理车文焕在回答“北京有多少家罗森”的提问时，蹦出好几个数字：“104。不，应该是106，有2家新店铺正在开业。”
7-11（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内田慎治告诉本报记者，北京已有270多家7-11。但查阅7-11官网，发现数据还没更新，现在只列到第224家。
北京连锁便利店总量呢？有媒体报道是1200家；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说2017年是2000多家；而据北京市商务局统计，目前已有4000多家。
在2018年，每天有3家新便利店在北京开张。若以此增速计算，3年后，北京便利店总量将接近上海。即使忽略这些枯燥的统计数据，单凭直观感受也能判断——就在记者身处的办公楼附近，两家便利店去年先后开业。
这不是人们以前印象中的北京。人们印象中的北京与便利店无关：北京有开阔的马路，有庄严的机关，有高耸的院墙，也有旧式杂货店、夫妻店，唯独难觅明亮的连锁便利店。有人不无刻薄地说，北京是便利店的“沙漠”；还有人语带调侃地说，“在北京找家便利店比找个女朋友还难”。
倏忽间，北京人发现：曾经的沙漠里已绿荫点点。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转变的瞬间。
暗夜里的灯
2017年1月的一个凌晨，罗森月坛北街店的店员李佳把一箱新货码上货架，转身走回收银台，看了一眼门外。远处楼房隐没在黑暗里，只有便利店的灯光把门口照得透亮。北方的冬夜，少有顾客光临便利店。他已经习惯独自熬过寒夜。
“叮咚”，自动门打开了，走进一位女士。李佳一看，是位常客，家就在街角。但这次她不是来买东西的。
“孩子发高烧了，去医院打不着车，怎么办？”她焦急地问。
“打120了吗？”李佳问。
“也打了，打不通，出租车也叫不到。实在没办法了！”她说。
“你先拿张退烧贴给孩子贴上，我想想办法。”李佳说。
李佳想到了公司送货的箱式小货车。一通电话打给司机，说是车正在4公里外的西直门店。“马上回来一趟，我这儿有个孩子要送儿童医院。”李佳对司机说。
几分钟后，小货车赶到。搬运工人跳下车，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坐上副驾驶位。汽车飞速向医院驰去。
早晨7时多，李佳快要下班时，这位母亲又来到便利店。她告诉李佳，孩子连夜打了点滴，退烧了。此时，李佳才知道，那是一个年仅2岁的小女孩。
夜里怎么会想到来便利店求助呢？这位母亲说，因为这里有整条街上唯一亮着的灯。
这件事让店员李佳重新思考便利店的意义。他意识到，便利店不仅仅是购买便当、矿泉水的地方。
李佳的大学专业是日语，看过很多日本动画、电影，里面都有便利店，他对便利店的记忆透着温馨。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日语翻译。后来觉得，不行，不是自己想要的感觉。突然又想起，大学时老想去便利店工作。于是，他辞去翻译的活儿，进了罗森。
他说自己本性内向、不善社交，还记得第一天上班时，对顾客说“欢迎光临”，声音只能传到“方圆10厘米”。
他在便利店观察每一位顾客，琢磨他们从哪里来，做什么的，要买什么。他发现每个人都有故事，也逐渐学会了倾听他们的故事——
有小伙子和女朋友分手了，来便利店买醉，从凌晨3时喝到5时，边喝边叹爱情难长久；有上早班的职业女性，每天清晨6时把四年级的儿子寄存在便利店，让孩子等到上学时间自己去学校；有附近公司的程序员，每天都来，虽然从不开口，但店员能感觉到，他期待一声问候。
李佳觉得，城市里没有哪种行当能像便利店一样，勾勒出如此多的温暖画面。他说：“有时夜里我会站在店门口，只见整条街上就这一家店是亮着的。有这么个地方是安全的，能买到你想买的东西，像庇护所一样。”
开店的障碍
选址难，是在北京开便利店的最大障碍。每年，各便利店企业都会设定新开店面计划，但常常完成不了，原因之一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铺面。
2018年年底的一天，罗森一名开发员（开发新店址的员工）向车文焕汇报：东城区有一家店面，房东开价年租金75万元，要不要？
车文焕知道这个铺面。这里原先是另一家连锁便利店——邻家。2018年8月，邻家的投资方资金链断裂，168家店铺全部关闭。这个铺面过去的年租金是60万元，现在涨到75万元。能不能盈利？罗森需要细细测算。
房东留给罗森考虑的时间很短，因为盯着铺面的还有好几家便利店企业。“一家有房百家求”，这是北京零售业市场的常态。
开发员又来向车文焕汇报：店面被竞争对手租去了。后来大家才知道，房东在两边耍了点花招。竞争对手从房东处得到的信息是：“罗森已经决定出78万，而且明天就要签。”由于信息不对称，竞争对手未及细想就决定先下手为强。
偌大的北京城怎么会缺少铺面？业界和学界的一个共识是：深宅大院太多。obao欧宝娱乐
教授、MBA教育中心执行主任刘文纲说：“院子多了，商业街区就少了。obao欧宝娱乐
所在的海淀区航天桥区域就是例证——航天桥四周有学校大院、航天大院，还有空军、海军的院子，全是围墙。”
好邻居便利店总经理陶冶认为，大院使得北京缺少真正的社区和街道文化，然而社区和街道文化恰恰是便利店、小商业存在的重要土壤。他曾向媒体打过比方：“北京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池子被无数铁丝网隔开。”
空间资源少，直接导致租金不断上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便利店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国便利店房租成本上升了18%，北京尤为明显。原来年租金60万元的铺面，有些甚至涨到90万元，依然租得出去。若以这样的房租开便利店，结果只能是亏损，因为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便利店是“弯腰捡钢镚儿”的生意。
为了避免亏损，传统便利店企业在开新店前必须反复测算。内田慎治说：“业界认为7-11开店速度比较慢。实际上，跟开店数相比，我们更重视单店日销（即每家店铺每天的销售额），因为我们80%店铺是加盟店，只有提高日销，公司总部和加盟主才能双赢。”
除了空间资源少，车文焕还总结了在北京开便利店的其他先天劣势。他称之为三个“半”，即半年、半天、半条街。
他解释说：“半年是说北方的冬天冷，没人在外面逛，一到冬天我们的销售额会下来很多，和南方城市没法比。半天跟半年的道理是一样的，北京到了晚上外面人就很少。半条街指北京的街道都很宽，路中间都加了隔离带，顾客想要去路对面买东西是过不去的，所以店铺只能做半条街生意。”
纬度高、马路宽、大院多，这是北京便利店发展的现实背景。
激励与拓展
郑婻，35岁，在北京开了3家7-11加盟店。从业14年，她的便利店人生可说是一部北京便利店发展简史。
她的店铺之一位于中关村的食宝街。2019年春节刚过完，以餐饮为特色的食宝街就热闹起来，郑婻也开始忙活。
她来自东北，身高体壮，可声音却细细柔柔。2005年4月，当她还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时，就进了7-11当实习生。那时，北京便利店刚刚起步——2004年4月，第一家7-11在北京开业，这是北京首家全球连锁品牌便利店。
她说：“刚开始做便利店的时候特别难。我们3个女孩合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平房，每个月房租320元。床是上下铺，上铺睡一个人，下铺搭一块板，睡两个人。夏天，太阳把屋里蒸得特别热，我们晚上睡觉从来不关门，就在门口挂帘子，再拿电风扇对着一盆水吹，这样才能睡着。最困难时，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就着榨菜。那时候比现在瘦70斤。”
那时候，在北京，很多人不知便利店为何物。7-11的同事忆起这样的桥段：经常有人拎着箱子走进店里，问“酒店大堂在哪里”，原来他们把7-11误作标志相似的7天连锁酒店。
还有一些从前就知道7-11的顾客一见郑婻的店铺，会激动喊出：“这儿有个7-11！这是7-11！”他们还会给同事介绍：“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我都吃过。”
当个人的理想和城市的走向重合时，前途往往更加敞亮。郑婻从实习生一路升为店员、副店长、店长。随后的几年里，罗森、全家等日系连锁便利店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北京本土品牌也出现了。
2010年第一天，郑婻的7-11加盟店开张，她当了老板。就在这一年，她搬出住了5年的6平方米小平房。
北京便利店的发展环境在持续改善。2015年起，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行动计划》《关于进一步促进连锁经营发展的意见》《进一步优化连锁便利店发展环境的工作方案》《北京市街区商业生态配置指标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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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副教授王长斌说：“这些政策的出台是一脉相承的，核心是在民生保障的基础上，满足居民即时性消费和便利化需求，促进市民生活品质的升级。这种升级的效果如何，最终体现在是否能够形成一种让居民喜欢的社区商业文化。”他认为，在新政策释放便利店发展潜力的同时，企业需要想清楚经营逻辑，避免一哄而上的重资产投入。
在业内人士看来，最有力的政策是去年10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也被称为“十九条”。
“十九条”针对政策环境短板一一拿出举措。缺少店铺？“十九条”提出“利用疏解整治腾退出的空间资源”“利用原锅炉房、煤场、煤气站、奶站等空间资源”。开店手续繁琐？“十九条”提出“简化登记注册审批流程”“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此外，连锁便利店企业新建门店还将获得50%的装修和硬件设备购置费补贴。
刘文纲教授十分赞同“十九条”措施，他说：增加便利店，不仅弥补了北京疏解腾退后出现的短板（即社区便民生活网点不足），并且升级了过去落后的零售业态。另一方面，他认为，京东到家、美团等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平台在快速发展，便利店的客流量和盈利能力受到了冲击，传统经营模式需要转型。
据北京市商务局介绍，北京便利店正在向餐饮化、生鲜化、综合化发展，“便利店+药房”等零售新物种也已出现。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北京便利店门店增速上升至全国第四位，2018年一年新增连锁便利店900多家。
郑婻的事业也在拓展。2016年，她的第二家加盟店开张。2017年，第三家开张。现在，她手下已有22名员工。每到7月11日的公司促销活动日，店里人手紧，许多早已离职的老员工还会主动问郑婻，“需要我们回来搭把手吗？”而这一天的工钱是定然不肯要的，回来只是为了情意。
便利店文化
便利店是容易让人产生情感依赖的地方。在西直门地铁站的罗森，一个台湾女孩每天早晨都买一杯豆浆、一个窝头，并嘱咐店员：“窝头请帮我挑软一些的，我消化不太好。”
在亚运村附近的7-11慧忠路店，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总是伴着正午的阳光而来。他推着助行器到店门口，然后颤巍巍爬上4级台阶，进店点一份木须肉、一份西红柿炒蛋，再给店员递上一张20元、一张1元纸币，说：“找我5元。”有一回，店里换菜品，木须肉没了，老先生便说：“给你们提个意见，木须肉赶紧回来。”
一位爱喝啤酒的中年人，每周来7-11四五次，只买最好的啤酒，一买就是七八十元。如果头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次日一早他还会来买个饭团。
还有一位石先生，常用美团外卖点单。他钟情“金枪鱼火腿芝士三明治”。但这款三明治并不畅销，便利店几乎专为石先生采购。有一回，店里接连两天备了货，石先生没下单；第三天，店里没采购，他偏偏下单了。每当缺货，店长就担忧：“石先生又该不高兴了。”
在7-11镇国寺北街店，进门左手边的酒架上，两瓶威士忌之间，蹲着一只绿身白肚瓷青蛙。店长笑言：“这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大姐硬塞给我们的，说是能招财。”自此，这只“招财蛙”一直伏在酒架上，目视着每位进店的顾客。
还有些朦胧的情感在不知不觉间萌生。罗森的首席培训师张博回忆，过去在门店工作的时候，一个女孩曾主动向他要电话号码。他说，那一刻虽然脸红了，但感觉“人生什么都是美好的”。他坚称自己并没有给那个女孩电话，因为那时已有女朋友。
北京人和便利店变得亲近了。中国经营连锁协会副秘书长王洪涛说，下一步要建立成功的商业模式，“所谓商业模式就是特定的消费文化，正如日本的便利店文化”。
内田慎治认为，日本人之所以依赖便利店，是因为便利店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他说：“在日本的便利店，消费者能买到所有必需品，家周边即使没有超市、菜场问题也不大。而在中国，便利店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调味品、洗碗海绵等日杂太少，没有实现真正的‘便利’。”
差距不仅仅在于选品，还在于商品数量与品质。内田慎治以可口可乐为例，在日本，可口可乐公司每年推出的新产品超过60款，而在中国，只有20款左右。至于便利店自有品牌，在日本7-11深受消费者喜爱，商品种类是在中国店里的3倍以上。
起步比日本晚40年，北京人在追赶。2017年3月，李佳离开了工作多年的罗森门店，调入公司总部。已升任高级督导的他常常回想做店员的日子，以及伴随那些日子的体育运动——骑山地自行车。“我喜欢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这件事很公平。有多少个上坡你努力蹬上去，就有多少个下坡可以很爽地冲下来。”他说，“做便利店也是一样。”
（注：文中郑婻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