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北京考试报》官方微信刊发图文《【高考改变中国】谢宁：从知青到北京商学院复校首届本科生》，对我校校友、原北京商学院复校后首届本科生谢宁因高考改变命运的事迹进行了报道，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谢宁，一名1969届的北京知青，远赴黑龙江下乡9年。因为恢复高考，他在25岁那年才通过高考圆了大学梦。

北京商学院（obao欧宝娱乐 前身）曾停办，原计划1979年恢复招生。由于临时决定提前复校，遂将包括谢宁在内的一部分填报北京经济学院志愿的考生调剂录取至北京商学院。他们成了这所大学复校后的首届本科生。

高考过去40年，作为中国经济网原副总编、经济日报高级记者的谢宁，感叹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背水一战：25岁参加高考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情形吗？

谢宁：1977年10月，电台里广播了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时在黑龙江的农场里。当时，关于高招要恢复考试的传言不胫而走，已经有段时间了，这对我和其他渴望上大学的知青来说，无疑是看到了希望。

我是1969届的北京知青，不属于“老三届”（指1966至1968届初高中生）。1969年北京应届初中生全部奔赴了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就注定了1969届知青若加入高考竞争，比上比下都处劣势的局面。“老三届”最小的1968届初中生也念完了初一课程，而1969届仅在“复课闹革命”后进入中学一年多，所接受的文化知识基本为零。下几届中学生要么留城，要么到郊县插队，在高考补习功课上有极大的便利条件。

不久前，我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说1977级某考生自称高考前用12天自学了全部高中数学。我向来不相信此类速成的故事。我所认识的1977、1978年考上大学的知青，他们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自学，幸运的话可能有老师辅导。还是那句老话，人人都想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记者：您参加了1978年高考，当时的考试经历是怎样的？

谢宁：我1978年4月才从黑龙江回城。当时没有辅导班，也找不到老师辅导，我手头的材料就是1977年各省市不同的高考试题。况且，那时报考年龄上限25岁，下年我将超龄，所以只能“背水一战”。但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1978年高考录取时在年龄上还是放宽了些，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31岁。

高考我选择了文科，自学时数学花费的精力最多。在黑龙江时，我把中学的数学课本找来，盖住上面的例题自己解题。后来有了习题集，我就把初高中的都做了，只是解析几何部分没时间做完。

那时白天还要按时出工，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这样复习就比较累。语文相对不太费劲，一是那时总要写批判稿之类的文字，下笔不困难；二是中外文学作品读了不少；三是有一本北大中文系编的《语法修辞》。因此，我对语文心里还算有底。

历史是我所喜欢的，小学时吴晗编的《历史小丛书》对我影响挺大，下乡后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读了一遍。地理则主要靠最后3个月的记忆。当年虽然北京、上海的电台里都开办了外语广播讲座，但我们在边疆根本收听不到，外语只能选择免考。

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试卷，时间为7月20日至22日，具体考题已记不清了。要说难忘，我觉得就是热。我在人大附中考场，教室里没有电扇，闷热如蒸笼。

有一次等待进考场时，我前面的一位女考生中暑昏倒了。那时参加高考，除了考验对知识掌握的情况外，就是拼体力与毅力。考到最后一门时，我所在的教室约三分之一的人不来了。如果说下乡知青在知识掌握上不及应届生的话，我们在拼博精神上还是占上风的。

调剂录取：复校首届学生

记者：当年高考，您都报考了哪些学校和专业？最终以多少分被北京商学院什么专业录取？

谢宁：1978年高考，我的语文、历史、地理成绩都在80分上下，数学考了40多分，当年文理科数学同卷，所以数学成绩还算不错。没想到政治只考了60分，原因是我还不懂应试要求。

我高考总成绩343.5分，当年社会考生的成绩是张榜公布的。北京地区1978年文科380分左右可上北大，但文科可以选择的范围并不大，就是文史哲加上法律、经济五大类。历史是大热门，报考的人数众多。哲学的热度已经下降。法律的培养方向面向公检法，因此不算热门。当时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经济类前景被普遍看好，但综合大学中的经济系科有限，财经类的院校数量又很少。因此，我报了北京经济学院作为非重点第一志愿，并填了服从调剂。最终，我接到了北京商学院商业经济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我到校才知道，北京商学院在前几年停办，原计划1979年恢复招生，后临时决定提前复校，在高招部门协调下，将一批填报北京经济学院志愿的考生材料转至商学院。我和几十名北京考生也就成了北京商学院复校后的首届本科生。

记者：进入大学后，高校的学习情景给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谢宁：作为一个下乡9年的知青，能在25岁时获得上大学的机会，首先是兴奋与自豪。我们恢复高考后的前两批大学生，当年大多数佩戴校徽，走在街上、坐在公共汽车上都会吸引来羡慕的目光。

入校后，由于我们长期脱离课堂，很快感受到基础知识上的差距，压力也随之而来。好在当年大家都有一种你争我赶的精神，从早到晚校园里都有读书声，总有同学到教室和图书馆抢占座位，像我这样的大龄学生紧迫感更强。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将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北京商学院是一所创办于50年代的商业部直属院校，我们这届学生来自5个省市区，多数同学的学习精神都是一样的。

记者：恢复高考，对您的个人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谢宁：当我回城时，返城知青的就业已经比较困难，按一般情况等待我的将是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街道工厂或服务行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1969届返城知青中很多人在四五十岁左右已经下岗。而我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训练，知识层次明显提高，1982年毕业时被分配到商业部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后来在不同单位也一直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这对个人命运来说肯定是非常大的转变。

回想我们毕业之时，改革开放正要进入腾飞阶段，不少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出现人员青黄不接现象，亟需补充，而1977、1978级大学生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前奏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您如何看待高考改变中国这一命题？

谢宁：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前奏曲，这与当时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分不开。如何为实现现代化选拔与培养人才，靠其他途径显然无法完成重任，唯有通过考试才能相对公平地选拔人才。

从今天看，高考也是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与“公正”相契合的。因此，恢复高考在当时不仅是广大青年的期盼，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记者：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作为经济领域的耕耘者，您觉得高考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哪些关联？

谢宁：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其中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并完成高等教育的这批人无疑起到了骨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作出的制度保障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我认识的1977、1978年考入大学的人绝大多数在过去40年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吃苦耐劳，尽职尽责，无论在国有单位还是民营企业，很多人作出了杰出贡献。今天，这批人大多已经退休，他们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证明了高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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